柳公权弱冠之礼

柳公权在京兆华原柳家原长到二十岁时，为弱冠之年，取字诚悬。从周朝开始到唐朝，不论男女都要蓄留长发的，等长到一定的年龄，要为他们举行一次成人礼的仪式。男行冠礼，就是把头发盘成发髻，谓之结发，然后再戴上一顶表示已成人的帽子。但身体还未发育强壮，所以称弱，而弱是年少之意。冠，弁冕之总名也，谓之成人。

官至丹州刺史的父亲柳子温挑选吉日，并准备了祭祀天地祖先的供品，邀来达官贵人与亲朋好友，为次子柳公权行加冠的礼数。

这一天，华原柳家原煞是热闹。冠礼由父亲主持，柳公权由父兄引领进柳氏宗庙，祭告天地、祖先。然后由来自方圆的傅氏和令孤氏几大世家的贵宾，为柳公权加冠三次，即依次戴上三顶帽子。首先加用黑麻布材质做的缁布冠，表示从此有参政的资格，能担负起社会责任。接着再加用白鹿皮做的皮弁，就是军帽，表示从此要服兵役以保卫社稷疆土。最后加上红中带黑的素冠，是古代通行的礼帽，表示从此可以参加祭祀大典。

柳公权明白，这三次加冠，分别代表拥有治人、为国效力、参加祭祀的权力。他不由地挺了挺胸脯，端视前方，目光豁朗而镇静。

加冠后，父亲柳子温设酒宴招待宾赞等人，叫礼宾。赞是宾的助手。礼宾后，受冠者入内拜见生身母亲崔氏。

男子二十冠而字。加冠后，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，并赐上一个与俊士德行相当的美字，代表今后自己在社会上有其尊严。古人认为成年后，只有长辈才可称其名，一般人或平辈只可称其字，因此要取字便于别人称呼。柳公权得到的字，乃诚悬。亦作诚县，喻指处事公正明察。语出《礼记·经解》：故衡诚县，不可欺以轻重。衡，称也。诚，审也。悬，锤也。柳公权对自己得到字甚为满意，诚悬之下，轻重难欺，轻重必正，是他内心向往的一种为人的品德。

接着，再依次拜见兄弟，拜见赞者，并入室拜见姑姊。之后，他脱下最后一次加冠时所戴的帽子和衣服，穿上玄色的礼帽礼服，带着礼品，去拜见华原长官和乡先生，即退休乡居的官员。

古代早期的原始社会，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时，会举行一种仪式，称为成丁礼、入社礼，后来就演变成冠礼。冠者，礼之始也。意思是说，冠礼是一切礼仪的开始。已冠而字之，表示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。

柳公权由此想到了两句名诗：弱冠弄柔翰，卓荦观群书。这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《咏史》中的诗句。柔翰，即毛笔。是说作者二十岁就擅长写文章。荦，同跞。卓跞，意为才能卓越。是说博览群书，才能卓异。柳公权从小喜欢学习，十二岁就能作辞作赋。他对前辈左思的为人为文甚为崇敬。

西晋时的临淄人左思，字太冲，家世业儒学，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，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，乃发愤勤学。写论文以《过秦论》为典范，作赋以《子虚赋》为楷模。虽然貌丑口讷，不好交游，但辞藻壮丽，曾用一年时间写成《齐都赋》。因其妹被选入宫，举家迁居洛阳，曾任秘书郎。因参与二十四友文人集团之游，为贾谧讲《汉书》，后贾谧被诛，左思退居宜春里，专意典籍。后齐王召为记室督，他辞疾不就，移居冀州，数年后病逝。诗人的雄心壮志，尽在《咏史》诗中。但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，出身寒门的才俊壮志难酬，不得已，只好退而独善其身，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。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，从积极入世坠入消极避世的境界，从而发出不平之鸣。

这无疑给予尚未步入社会的柳公权以心灵的震憾，但真正透彻地体悟其中的深味，还有待在滚滚红尘中去获得。

柳公权读到了前辈杜甫的诗句：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，才能善于写作，留下《齐都赋》和《咏史》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。而对于柳公权来说，自幼至弱冠之年，始终没有放弃研习书法和博览群书的志向，这与他的家世、家学、家风密不可分。

出身于官宦之家，官至丹州刺史的父亲柳子温，受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，家法非常严厉。后世流传广泛的所谓柳子温家法，“常合苦参、黄莲、熊胆和为丸，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, 以资勤苦。” 苦参，多生在山坡、沙地、草坡、灌木林中及田野附近，对土壤要求不严，一般砂壤和粘壤上均可生长，为深根性植物，有清热燥湿之药效。黄莲，大苦大寒，主要成份是黄莲素，可泻火解毒。而熊胆，为熊科动物的胆囊，熊胆汁有平肝明目之功用，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动物性药材。苦参、黄莲系植物，得来不难，而要获取凶猛的熊一类动物的胆囊绝非易事。

父亲柳子温以此三者苦药合为丸子，供夜读的柳氏子弟含啜，以免打瞌睡，振作心神。柳公权和哥哥柳公绰一样，备尝了这种药丸的苦涩味道。他也由此体验到古人的悬梁刺股是什么滋味。父亲柳子温告诉了其中的来由。

悬梁的故事，发生在楚国一位名叫孙敬的贤士身上。孙敬到洛阳求学读书，怕受睡眠困扰，就把头发绑住悬于梁上，如果读书疲累，眼睛一合上，头低下来，那悬在梁上的头发一拉，必定痛得醒过来，最后苦读有成。

刺股的故事，发生在战国苏秦身上。苏秦少时便有大志，变卖家产，在鬼谷子那儿学合纵连横之术，到秦国游说却不被采用。旅费用完，衣衫褴褛地回到家，被父母大骂了一顿，妻子也不理，他很羞愧难过，于是发愤苦读。读累了想打瞌睡，就拿一把锥子在腿上戳，把睡意赶跑，血流至足，继续读书。这样坚持了一年，再次周游列国，终于说服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合纵抗秦，并手握六国相印，投纵约书予秦，使秦王不敢窥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。

相似的典故，还有凿壁偷光，是说西汉经学家匡衡，自幼家贫，勤学而无烛，他的邻居比较富裕，他便将墙壁掏个洞，引来邻居家的灯光苦读。还有囊萤映雪的故事，是说晋代车胤家贫，没钱买灯油，觉得非常可惜，白白地浪费光阴，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。晋代孙康，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，终于成为饱学之士。

柳公权熟知了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，或比喻家境贫苦，刻苦读书，或说明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，只要下工夫，就会有造就。如同庄稼人一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有播种才会有收获。

由此见得，家长的良苦用心和士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。同时告诫子弟一个简单通俗的人生道理，即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科举竞争本身，就激励和鞭策子弟及早读书，只有通过读书的唯一渠道，进入社会的核心阶层或中上流圈子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，门第传统的共同理想，所期望于门第中人上至贤父兄，下至佳子弟，能够具有孝友之内行，并拥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，成为共同之家教。到了隋唐时期，以学而优则仕为特征的科举制确立之后，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科举应试教育的重视。科举士人通过应考，“白衣起为公卿”,成为名门望族。若想保持其家庭与家族的地位声望，必须靠其子弟不间断地获取科举功名，在众多的家庭类型中，唐代士族家庭尤其鼓励子弟努力读书向学。进士家庭既以家教立名，又能将家教得以传承。

唐代士族家庭的教育，尤其强调家风，重视家学。家风世代相承，成为一个家庭或家族所延续的文化传统。家庭或家族的传统作风与风格，具有明显的继承性、典型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。唐代进士家庭的道德规范教育，主要以儒家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为基调，讲究忠、孝、仁、义，要求子弟精忠报国，孝敬父母，尊敬仁长，礼待师傅。用老子、孔子生于微贱而致大贤之说，激励后辈立大功，致大化，振大名。教育子女树立宏大志向，培养他们在生活上勤俭节约的好习惯，否则就会随遇而安，玩物丧志。

诗赋、音律、史学等，属于家学教育的内容。士族门风与学业关系，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,不同于凡庶，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。其家学教育，当然也是以科举应试为核心的。没有家学的渊源和基础，单靠个人的才华，对治学尤其是治史几乎是不可能的。 

柳公权自幼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，首先有赖于崔氏的母仪母教。人在幼年时，接触最多的往往就是母亲，所以母亲的教养对孩子的成长有重大的影响。河东清河崔氏一脉，向来闻名于世，出身名门的母亲自有从长辈那里得到的育儿经验，尤其从心智方面有一套调教的办法。这或许也是古代官宦家庭的婚姻看重门当户对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古代世族家庭强调母系亲属具备良好的品格与学养，才能更好地承绪传家，光大门楣。

当然，也离不开父兄在家学传承中的辅导与点拨。家有读书之人，则礼有人讲究，纲纪有人扶持，忠孝节义从此而生，公卿将相亦由此而出。读书关系如此，田地钱财有来有去，书中受用则无尽无穷。

唐代士人的仕进之途，主要是通过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来实现的。因此,唐人好学，争相科举入仕。柳氏家庭，更是严格要求子弟努力读书,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由科举致仕，成为栋梁之才。唐代开元至天宝以来，社会大力推崇进士科，重文学而轻经学。唐代士族家庭的教育，也不失时机地适应这种形式。所传授的知识，主要以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为主。

也如同唐代其它士族家庭一样，在柳家原，于住宅旁立有书屋一所，专事训教童蒙。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，至冬月解散。童子年五岁令入学，至十五岁出学。这种家学教育，可以集中全族的财力来培养子弟，以保证本家族人才辈出。

多年之后，柳公权在宫廷读到了韩愈的诗作《符读书城南》，是作者在送其长子韩旭到城南别墅读书时，鼓励其刻苦向学而写的。其诗云: “木之就规矩，在梓匠轮舆。人之能为人，由腹有诗书。诗书勤乃有，不勤腹空虚。欲知学之力，贤愚同一初。由其不能学，所入遂异闾。两家各生子，提孩巧相如。少长聚嬉戏，不殊同队鱼。恩义有相夺，作诗劝踌躇。”柳公权欣赏韩愈的这首诗，言语虽然有些偏颇，但把人的成材与否归结到后天的努力学习，在训导子弟在努力向学方面起了导向作用。当初，父兄对自己的教诲，又复现在眼前。

在唐代社会中，诗赋不仅是个人的修养与才华，更是仕宦显达的工具和途径。哥哥柳公绰，经常找出李白、杜甫的作品为范本，让柳公权诵读书写，从中领会诗文的奥秘，希望弟弟通过诗赋来取得功名，得以科举入仕。当时的思想信仰相对自由开放，儒、佛、道三教并立合流。在唐代士人家庭教育中，许多士人把佛、道等宗教作为一种家学加以传播。柳氏家庭，也不例外。婚姻乃人伦大事，不可马虎。从周代到汉唐，成婚年龄大体相同。《礼记》说：男子二十而冠，始学礼，三十而有室，始理男事。女子十有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有故，二十三而嫁。孔子说：男子二十而冠，有为人父之端，女子十五许嫁，有适人之道，于此 而往，则自婚矣。唐太宗贞观元年诏令适婚年龄：男年二十，女年十五以上。唐开元二十二年，唐玄宗敕令：男年十五，女年十三以上，听婚嫁。这是由于边疆征战频仍，赋役加重，劳动力欠缺，国家对人口需求不断增加，婚龄在原来的基础上降低了。唐人初婚年龄大体在礼制规定的年龄范围内施行，但法定婚龄实际上也突破了礼制的限制，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实行早婚。同时，由于社会动荡、经济因素、家庭变故等诸多原因，也有部分男女实行晚婚。安史之乱，对婚嫁年龄产生了影响，出现一些大龄出嫁或待嫁的妇女。

杜甫诗云：夔州处女发半华，四十五十无夫家。更遭丧乱嫁不售，一生抱恨堪咨嗟。看来，这些女性终身不得嫁了。战乱时期，不少皇族子弟也不能以时嫁娶，前后达十余年之久。一直到德宗即位，朝廷方有暇顾及此事，结果出现了同月内公主、郡主、县主纷纷出嫁的事件。她们出嫁时，年方几何呢？其中大多应该属于大龄女性。唐代的婚姻，愿与旧族为婚，新的贵族形成，又互为婚，讲门弟婚，门当户对，似乎是天经地义之事。

柳公权弱冠之年，应该是到了成婚的年纪。他也许是在寻谒华原傅氏世家故居时，与傅家后辈的妙龄女子邂逅，日后新婚燕尔，夫唱妇随。也许是在某一次药王山庙会上，与华原令狐德棻世家的后辈女子相遇，情投意和，一番鸿雁传书，终成眷属。也许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门当户对，迎娶了某一达官贵人的千金小姐。也有可能与村姑或牧羊女相识相恋，那才叫浪漫谛克呢！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因为阶级的分野，社会等级的差别，延续于古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男婚女嫁自不例外。唐时之婚尚风俗中，士庶有别的门弟观念，虽已不若南北朝时严格，但当朝新贵仍是买婚旧门为荣。良贱不婚，则是明确的法律禁令。

那么，柳公权弱冠之年，正值唐德宗神武圣文皇帝贞元十四年，干支纪年为戊寅虎年。男女婚嫁趋于正常，朝廷再也没有出台相关婚龄规定，女性出嫁年龄大致回复为笄年之后至二十岁之间。也就是说，柳公权在此也许已经成为一个新郎官，是有家室之男子了。或许，他属于晚婚一族也难说。

比如诗人白居易，元和三年娶妻杨氏，当时他已经三十七岁，的确属于晚婚。诗云：近代多乱离，婚姻多过期。嫁娶既不早，生育常苦迟 。不仅普通百姓家庭，有些家境拮据的低级士宦家庭亦然。有其父携子女奔波宦游，家境不佳又无暇顾及子女婚娶，致使女儿二十多岁尚待字闺中。也有富于修养而独具禀赋者，因性格原因而晚婚。又比如宰相牛僧孺，元和五年娶妻辛氏时，也已三十一岁 。

说不准，也许为了功名，柳公权的婚姻，是在近十年后金榜题名时才圆梦的。所娶妻室，姓氏芳名，不见于史籍，也就不必猜测虚构了。